来自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基金公司、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技术公司、高校等近30家机构的近40名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来自中金所研发部、宏源证券(000562,股吧)、广发期货、嘉实基金、北京风软技术有限公司的五位代表作分别从各自角度围绕股指期货做了主题发言，并与参会嘉宾展开了热烈讨论。

　　与会代表在主题发言以及讨论中认为，第一，必须全面看待此次危机，在吸取经验教训的同时，不能简单地停下发展的脚步。

　　第二，危机中全球股指期货市场表现出色，运行稳定，交易量、持仓量显著增加，功能有效发挥，与场外市场有着鲜明差异。广发期货对比了1997年 金融危机和2007年以来次贷危机中香港恒指期货的表现，结果发现，恒指期货在过往的金融危机中仍然发挥着避险等市场功能，10年来避险交易的比例还在显 著增加。

　　第三，越是在危机的情况下，越要清楚地看到推出股指期货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广发期货认为，缺乏避险机制的股票市 场更容易出现剧烈波动。参会嘉宾也普遍认识到，在缺乏避险机制的情况下，随着股市的调整，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无法有效规避风险，只能被动地承受下跌调整带来 的损失。嘉实基金也指出，股指期货的推出，将更加便利基金投资，除了一般的套期保值外，还可以在现金管理、战术性资产配置、满足基金法规约束、提高保本基 金参与率、合成指数基金等方面有所体现，增强基金操作的灵活性和策略执行的效率，最终使得基金持有者获得更有利的投资回报。

　　第四，需要优先发展场内市场，优先发展简单的金融衍生工具。宏源证券认为，中航油、中信泰富、中国航空公司、雷曼损失均源自于场外交易工具；不 管是美国、欧洲还是亚太新兴市场，金融危机中场内衍生品没有发生风险；场内金融工具简单、透明，将成为未来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重点，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 因为市场需要简单、透明化的工具，必须缩短产品链条、减少层次、扁平化发展，尤其是要减少晦涩难懂的结构化产品。

　　第五，考虑到目前市场的强烈需求，以及目前各方准备情况，应该及时推出股指期货。参会嘉宾认为，股指期货是一个相当成熟的金融衍生产品，上市时 间一再推迟，已经使中国的资本市场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北京风软技术有限公司在提出了加强风险管理的五条建议之后强烈呼吁推出中国的资本市场盼望已久的风险 管理工具——股指期货。

在近现代的百年企业史上，出现了三个很典型的官商，一是胡雪岩，二是盛宣怀，三是孔宋家族。他们的身份都是亦官亦商，是为“红顶商人”，其财富累积都与他们的公务事业有关，若要进行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四个特点：
第 一，胡雪岩在资产关系上还是比较清晰的，他的财富大多来自为左宗棠采办军购，在这期间上下其手，暗吃回扣。到了盛宣怀就官商难分了，官股私股交错在一起， 用当时人对他的议论便是“挟官以凌商，挟商以蒙官”、“害则归公，利则归己”。而至孔宋一代，则是公开分立，私下自肥，甚至以国家名义收购，以私人身份瓜 分。

第二，他们在国家事务中担任的重要性也是日渐持重。胡雪岩不过是一个从二品顶戴的挂名道员，盛宣怀已是实授的一品大臣，孔宋更是一国行政之首脑，；两人主管国家财政的时间前后整整20年。胡、盛及孔宋的资产，一个比一个更庞大，而且敛聚的效率越来越高。

第三，制度化特征越来越明显。如果说胡雪岩的化公为私还是盗窃式的，那么，盛宣怀就已经演进到股份化了，而到孔宋手上，则是手术刀式的精致切分。他 们更善于利用宏观经济制度的设计和执行为自己谋私，每一次的经济危机、重大经济政策变革、重要发展机遇，往往都是他们获取财富的最佳时机。官僚资本的累增 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无论经济景气的高涨或暴跌，都是它进行扩张的机会点，它似乎只与动荡有关，孔宋财富最暴涨的时候正是国难民困的抗战八年期间。

第四，资产的增加呈金融化趋向。胡、盛的财富大多以实业的型态呈现，特别是盛宣怀――包括稍晚于他的周学熙等人，在办实业上很有经验，在某种意义 上，他们的财富来自于社会增量。而孔宋则对实业毫无兴趣，他们以金融家的手段直接从存量的社会资产――无论是国有资本、民营资产还是国际援助――中进行切 割，因此，他们对经济进步的贡献更小，正当性也更差，民愤也更大。

通过胡、盛及孔宋这三个案例的递进式暴发，我们不得不说，自晚清到民国，中央政权对经济的控制力不是在减弱，而是在逐渐的加重，国营垄断力量的强化以及理性化构建成为一种治理模式，也正因此，与之寄生的官僚资本集团也越来越成熟和强悍。

后人研究胡、盛以及孔宋这些“大怪物”（这是傅斯年对宋子文的“尊称”），不仅仅好奇于他们到底弄到了多少钱，而更在于他们是一些怎样的“制度性产物”。

在中国的舆论界和经济思想界，对官商人物的批判往往趋向于道德化谴责，而很少从制度层面进行反思和杜绝。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发 现，事实上，在中西方的哲学传统中，思想家们从来不相信有一种“彻底的恶”，中国儒家认为“人之初，性本善”，而在西方的基督神学里，魔鬼本人也是天使出 身，康德用“反常的恶意”来描述恶行为背后的、可理解的动机。因此阿伦特认为，“只有一件事情似乎是可以辨别出来的，我们可以说，彻底的恶与一种制度同时 出现。”对官商文化以及模式的思考，也必须建筑在对经济制度的研究上。所以，如果不能从制度根本上进行清算，特别是加强经济治理的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 建设，那么，官商模式的杜绝将非常困难。

还有一个十分隐秘的、必须警惕的景象是，每一次对官僚资本集团的道德性讨伐，竟可能会促进――或者被利用为――国家主义的进一步强化，因为人们在痛 恨官僚资本的时候往往是以国有资本的流失为对照的，所以在痛批中往往会忽略两者的互生结构。如果制度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革，那么，一个官僚资本集团的倒塌 往往意味着另外一个官僚资本集团的崛起。在1940年代中后期，孔宋集团被清理后，国民政府的贪腐现象并未被改变，甚至有变本加厉的趋势，最终成为政权覆 灭的重要诱因之一，所以，当过国民政府经济部次长的经济学家何廉曾哀叹，孔宋下台，官僚资本“未伤毫末”。

在某种意义上，对官商模式的反思与清算，迄今尚没有真正破题。